红玫


红玫

红玫是初中一年级的时候转到我们学校的。

她们乡里原来有自己的中学,因为生源减少,统一合并到镇中。插班的一共五六个初一学生,分到我们原有的两个班级,红玫是其中最出挑的一位。

第一天报到,她站在大家面前,落落大方地介绍自己,声音婉转动听。她的眼睛有点细,笑起来弯成好看的两枚柳叶,眼眸里面水波荡漾。她说话也不一样。我们刚入学那会儿,同学间相互介绍的仪式,都是照着程式把姓名爱好赶紧报完,溜下讲台。红玫却有播音员主持节目一样的从容自若。她轻侧着头,微笑着,一字一字地讲,而不是像我们大多数人说得一团囫囵。介绍末了,她还洋气地加上一句, “请大家多多关照”。哇,把我们都看呆了。

红玫和插班进来的另一个女生,都是高个子,老师安排她们坐最后一排。下了课,忽然男生们都往教室后面跑。大家都知道为了什么,又都不好意思说什么,有一搭没一搭地闹来闹去。红玫也不恼,笑吟吟地跟他们聊天,什么都敢聊。她大大方方地,男生们倒也坦荡起来。

我们学校有个非正式的联谊传统,偶尔没有正课,老师让不同年级的同学挤在一个教室里,大家即兴表演娱乐。有一天,正在上体育课,忽然下起大雨,体育老师指挥我们奔到廊下避雨。正遇上初二年级的一个班也上体育课。两个老师一合计,雨天反正不能外出活动,索性把两个班级合在一起,来场小联欢。大家在教室里坐定,每个班轮流出节目。初二班的一个男生唱了《金瓶似的小山》,高音结束时,大家一齐鼓掌。轮到我们班,老师指名叫我先唱,大概因为他知道我是音乐课代表。我唱的是“天上的雪,悄悄地下,路边有一个布娃娃……”。到了第二轮,红玫从教室后面笑吟吟地站起来,说: “我给大家唱一首小虎队的《爱》……”话音未落,男生们都吹起口哨来。那会儿上初中,我们哪敢提爱不爱的,连想一想都脸红。口哨声还在,红玫已经认真地唱起来。她唱得清越悠扬,每个转音处的光滑圆润,听得教室里一片安静。唱完了,我们都使劲鼓掌。

六一节到了,按照惯例,每个班要出一到两个节目参加乡里的演出,还要比赛评分。红玫能歌善舞,老师便把节目的准备工作派给她。选曲目时,我们叽叽喳喳讨论的还是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 《鲁冰花》之类的儿童歌曲。红玫一挥手,定的是叶倩文的《潇洒走一回》。她在录音机上把磁带倒好,教我们怎样抬头挺胸,踏着“天地悠悠”的节奏走舞步。到了演出那天,我们都穿着白衬衫,黑踏脚裤,从礼堂舞台的两边点着步出来,自己也觉得好看得不行。

那天压轴的是红玫的独舞。这些天,她把刚放学的时间都用来给我们排舞了。这支独舞,她一直是一个人在练习,我们从没有看见过。演出报幕过后,音乐响起,她一身裙装,轻舞出场。那时我们已表演完毕,坐回到观众席上,一齐望向那个在舞台上轻盈旋绕的身影。伴奏的音乐对我来说是陌生的: “我曾走过许多地方,把土拨鼠带在身旁,为了生活,我到处流浪,带土拨鼠在身旁。”歌曲里的一点点莫可名状的温柔和忧伤,都萦绕在她软软的腰肢和手臂间。许多年后我才知道,那是歌德的诗,贝多芬的曲子,淡淡的节奏和旋律,听过了,却好像永远也忘不掉。

红玫是那天全场惟一的独舞,最后拿了比赛的二等奖。演出过后,全校都知道了她的名字。课间休息,不时会有初二初三的男生到我们教室外面晃荡,有的还吹起口哨。渐渐地,红玫跟这些高年级的同学也熟络起来。

那些日子,我们好像也忽然开始长大。女孩子们哼起了“苦涩的沙 吹痛脸庞的感觉”。我的同桌住在学校附近,家里有不少流行歌曲的磁带。她邀我们一起去她家听歌。偶尔,她会拿出一盘空白磁带,教我们自己录歌。录完了,我们一遍遍地回放,听着自己的声音从录音机里神奇地传出来。我跟红玫,我坐第一排,她坐最后一排,本来离得远。现在因为一起唱歌跳舞,又一起听歌录歌,渐渐熟悉起来。

有一天,她把我拉到角落里,有点紧张地问我: “怎么办,我收到情书了!”

她的脸红红的,往常的镇定不知到哪儿去了。她把那封信展开来给我看。那个人是初二的男生,信写了有三页长,倾诉自己多么喜欢她。

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情书是这个样子的。

要不要告诉老师?我问她。她摇摇头。

过了些天,她告诉我,那个人又给她写信了。这次她显然没有那样紧张了。她把信里的一些内容复述给我听,一边说,一边脸上飞霞似的红起来,但还笑着。 “他很会写的哦!”她不再称他为“那个人”。

不久,我们班女生都知道红玫有了一个初二的男朋友。他们在课间的时候偷偷地会面。放了学,就给对方写长长的信。操场上,红玫把那个男生远远地指给我看。她告诉我,那个人已经跟她“私定终身”。 “他还说,要去把他妈妈的一个银戒指偷偷拿来,送给我。戒指的意思,你知道的哦!”她的眼睛亮亮的,脸庞也亮亮的。

“私定终身”这样的词对我来说,实在是太震撼了。我不能完全明白它的意思,更觉得那是跟我的生活永远不可能有瓜葛的词。也许正是因为我什么也不懂,红玫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给我听?

这场恋情结束得很快。我们也不清楚起因是什么,似乎是那个男生又找了新的女朋友。总之有一天,红玫跟我们讲: “那个人原来是骗我的。我不会再理他了。”她把他们以前的信都撕掉,扔了。

不久,我们升上初二,学业紧张起来,在教室做作业的时间越来越多,玩和聊天的时间越来越少。为了上学方便,红玫跟同乡的三四个女生一起,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小屋。放了学,一些同学会去小屋找她玩。男生们忽然开始注重打扮起来,早上来学校,头发都梳成流行的三七分,没有摩丝,就用清水把前面的头发压整齐。上学路上,他们有意绕道,从红玫住的小屋前经过,又故意嘻嘻哈哈弄出很大的声响。

然而,红玫坐在教室后面,越来越心不在焉的样子。她的成绩退步得很快。老师找她谈话。谈话结束回来,她的脸上是一副不屑的表情。

有一天,她告诉我: “我不想读书了,我要到上海去闯荡。”

我吓了一大跳。

“你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。我要闯出点名堂给你们看看。我会唱歌的嘛,我去上海唱。你们不知道,上海有很多歌厅,很多人去听歌。如果运气好,有一天我成了歌星也说不定。”她把这个意思说给几个要好的女伴听。这个大胆的想法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和勇气。我们嗫嚅着劝她,再想一想看。但她似乎心意已决。不久,她给几个人都写了道别的卡片,郑重地交给我们。

有一天,红玫没有再来上学。她真的退学了。

没有了红玫的身影和声音,教室里好像少了点什么。先前跟她同桌的女生现在一个人坐着,那里渐渐成了教室的角落。日子一天天溜走,只剩下紧张的备考做题。

初三的某一天,我们正埋头自习,不知是谁走进来,兴奋地报告: “红玫回来了!”我们不上自习了,都跑出去看她。穿过操场西边的一扇小门,是学校惟一的小卖部,红玫就坐在小卖部里的长条椅上,笑吟吟地望着我们。她化了妆,脸上因为涂了脂粉,显得更白了。她的眼睛还是亮亮的,眼睫毛弯弯地卷曲起来,有些细细的黑色睫毛膏落在眼睑上。小卖部的录音机里放着《涛声依旧》。大家看着她,想说什么,又分明感到了两个世界的隔阂。人声杂沓里,恍惚听见她说,今天只是回来一下,马上又要回上海去。

从小卖部走出来,我才想起,都忘了问她在上海做什么。我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,她一定是在那里唱歌。我想象中的歌厅是一个光亮的舞台,红玫站在光亮的中心,对着一支话筒歌唱。她眼睛里的光亮从舞台下的人群上方掠过,飘向远远的地方。

后来就没有再见过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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